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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谷愛凌式”與“全紅嬋式”運動員，有無對比之必要?

時間：2026-03-07 16:15:37 來源：知著網

「重要的從來不是哪個高度起跳，而是跳下去的瞬間，她與她完成了怎樣的人生。」

2026年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場地技巧決賽上，谷愛凌完成了近乎完美的最后一跳。與此同時，站在高臺的出發點，另一名中國選手李方慧蓄勢待發。

騰空、翻轉、落地，不俗的表現讓她收獲了一枚寶貴的銀牌，而谷愛凌實現了衛冕。這是屬于兩個中國姑娘共同閃耀的時刻。

（李方慧和谷愛凌一同登上領獎臺）

賽后對谷愛凌鋪天蓋地的報道中，一篇名為《這枚冬奧銀牌，來自一個中國普通家庭》的文章，則將鏡頭對準了從哈爾濱通河縣農村走出的李方慧。

報道描摹了她的來路：務農的父母、一年才能回一次的家、鎖骨骨折后漫長的康復。

（文章《這枚冬奧銀牌，來自一個中國普通家庭》）

可同時，文章拿谷愛凌與李方慧的人生各階段作了細致對照：

“谷愛凌是上帝的寵兒，李方慧出生在最普通的家庭。”

“谷愛凌不是幾十年來中國體育的常態，李方慧更像鄰居家的孩子，你知道她走到今天絕不容易。”

這些意在致敬李方慧的語句，在評論區引發爭議。有人為李方慧的故事動容，認為更多默默無聞的運動員因這樣的文字而被看見，可也有人發出疑問：為什么講述一位運動員的價值，需要將她的生長環境置于與另一位運動員的對比框架中？

（評論區的兩種不同聲音）

實際上，關于運動員家庭的對比不是一朝一夕，它已成為體育輿論場中的某種經典話語。

從全紅嬋與陳芋汐長達數年的輿論分野，到鄭欽文父親的“兩千萬投入”被反復提及，當“出身”淪為詮釋運動員的核心要素，當“對比”在傳播中被賦予意義和立場，我們需要停下來問一句：

這種視角，究竟讓人們更接近運動員，還是更遠離他們？

對運動員出身的關注，最初也許只是源自大眾樸素的好奇心。但當好奇心在傳播中發酵，其影響遠比人們想的要大。

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，來自湛江農村的全紅嬋一跳成名。而身旁的銀牌得主陳芋汐，則成長于一個體育世家，父母深耕體操領域。這本是兩條殊途同歸的軌跡，可陳芋汐并沒有獲得全紅嬋那樣的鮮花與掌聲，相反，家庭背景使她背負上曠日持久的網暴。

“他們覺得我家庭條件好，比賽比得好就是跟裁判上了手段。”距東京奧運會結束已近五年，當陳芋汐在專訪中講述自己的遭遇，人們才發覺，原來“出身”也可以是一種原罪，運動員竟需為自己的家庭付出代價。

（陳芋汐在專訪中否認“后臺論”）

如此局限的信息，為何成了部分公眾定義運動員的快捷鍵？答案或許在于，這種敘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直觀的、可量化的標尺。

生活中，當人們想要了解一個功成名就之人，總是要不自覺地定位其“起點”：父母干什么工作的？念的什么學校？第一桶金怎么來的？起點越“低”，落差越大，其攀登的距離則越長，成就似乎就越不容易、越值得贊美。

可運動員的成功本是無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——訓練、天賦、團隊、機遇、心理狀態......要窮盡這些變量，需要付出巨大的認知成本。

紛繁的信息中，人類的“認知吝嗇”開始發揮作用：因厭惡不確定性，我們調用盡量少的信息來產生判斷，以減少不必要的認知消耗。

（對“認知吝嗇鬼”的解讀）

而連小孩子都能算明白的、刻著“出身”的度量衡，為人們迅速認識并不相熟的他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，也極大地增強了談論他們時的話題性——畢竟，具有數值意義的“落差”夠直觀、有沖擊、可比較。

于是，普通家庭走出的運動員應當“更受歡迎”，家境較優者的成功總被視為“起點高”、“家庭托舉下應當如此”甚至“可能動用關系”，在一部分人的討論中總有種不夠正當的意味。

（“家庭論”根據人們解讀需求而被隨意使用）

可是，成為跳水運動員無不是從學會游泳開始，成為乒乓球運動員無不是從重復揮拍開始，滑雪運動員的生涯也都由一次最簡單的雪面推坡開啟。

從初學時的生澀笨拙，到技藝純熟為國征戰，過程中掉落的汗、吞下的苦、撕裂心臟的掙扎和傷病后的“再試一次”，這些細小的具身體驗遠比可見的落差要復雜得多。

將他們整個人生的千萬條注釋都折疊進出身的起點中，本質是一種粗暴的簡化。

而這種簡化，已在互聯網輿論中悄然生長為兩套涇渭分明的敘事。

“寒門”與“精英”，社會語境中的兩極，成為人們理解運動員的現成框架。而全紅嬋與谷愛凌，恰好成了這兩種模式的代表。

（“跳水選擇了全紅嬋谷愛凌選擇了滑雪”）

在全紅嬋的故事里，被反復刻畫的關鍵詞是“農村低保戶”、“母親患病”、“沒去過游樂園”。這套敘事被視作一種極致的“草根逆襲”——一個用拼搏改寫人生的女孩，給了人們關于“可能”的無限遐想。

而谷愛凌的故事中，“斯坦福學霸”、“三代高知”則成為高頻標簽，家庭資源和個人天賦的結合讓她抵達全方位卓越，連她的哭泣都被命名為“五分鐘哭泣法”。在這個語境里，精英的掌控感甚至已經蔓延至人的生理反應，仿佛她的一切，包括眼淚，都成了精心管理的對象。

（谷愛凌尋找哭泣場所，試圖管理情緒）

體育場域有其特殊性，它是公平競技的象征，是承載汗水與夢想的理想國，但它同時也是公共性的。運動員一旦站上領獎臺，便不可避免地成為公眾人物，被納入更廣泛的社會話語體系。

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提醒我們，一個人的成就，一定被經濟資本、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共同作用著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關注運動員的家庭背景，探討不同成長路徑的優劣勢，可以是我們理解社會的一個切面。

可實際上，這類討論往往會走向一場對階層問題的“借題發揮”。

“吃飯聊天，我說鄭欽文，我爸說全紅嬋。”這句在網絡上獲得大量共鳴的調侃，足以說明一件事：

不同代際、不同群體在運動員身上投射了各自的深層期待。

（對運動員的關注投射了不同代際的深層期待）

老一輩偏愛“不費爹媽”的寒門貴子，那接住了他們對“英雄不問出處”的確信——足夠努力便可擊碎階層的高墻，躍遷向彼岸；

而年輕人羨艷鄭欽文、谷愛凌，向往那份家庭托底帶來的自信從容，卻又暗自計算著自己與這種可能性之間的距離。

然而，當投射從一種愿景滑向暗面，不論是“寒門”還是“精英”，她們統統變成一種符號、一個容器，承載了這個時代人們無處安放的焦慮。投射者的情緒越是強烈，被投射者的形象就越是失真。

披上階級批評的外衣，一條言辭激憤、列舉谷愛凌之“有”與自己之“無”的帖子獲贊數萬；全紅嬋背上名牌包，評論區旋即涌來“忘本”的聲討，連維護她的網友也端出“這應該是假貨”的臆測。曾被全網呵護的勵志典范，在滿足公眾期待的過程中，也被這份期待綁架——你最好永遠樸素、永遠謙卑，因為你代表寒門。

（圖1：網友對比自己與谷愛凌；圖2：全紅嬋買包爭議）

可這樣的包袱，對運動員個體來說未免太過沉重。

比起將她們釘在階層的十字架上，我們更應追問的是：還有多少孩子，連站上起點的機會都沒有？當某些運動成為特定出身才能負擔的“特權”，當天賦兌現需要家庭資源層層鋪路，體育產業的公平性是否還任重道遠？

思考這些，也許遠比爭論“出身正確”更有意義。畢竟，體育精神不該是問“從哪里來”，而是關乎人們“到哪里去”。

那么，“谷愛凌式”和“全紅嬋式”運動員，就全然不能放在一塊對比嗎？

對比并非引發對立的充要條件。敘事需要張力，講述一個人的成功是故事，將有差異的兩人并置就成了“戲劇”。因此，“雙子星”成了體壇經久不衰的敘事標配。

觀眾們對“雙子星”的出現甘之如飴，媒體也深諳此道。從國際體壇參與GOAT（greatest of all time）之爭的梅西與C羅、德約與費德勒，到國內共同定義一個時代的馬龍和張繼科、全紅嬋和陳芋汐，這些經典的對照組之所以為大家所津津樂道，是因為他們的差異構建了某種“宿命感”：

一生之敵，一時瑜亮，彼此互異卻又頂峰相見。

（中國體壇經典“雙子星”組合）

可“雙子星”們真正動人的地方，從來不只是差異本身。

馬龍與張繼科的“龍獒”組合曾在2016年火遍互聯網大江南北，前者沉穩內斂，后者霸氣張揚，性格反差強烈。可考古網友們嗑cp的帖子，會發現二人組的魅力藏在彼此錯開的巔峰里：馬龍在國家隊開始嶄露頭角時，16歲的張繼科被退回省隊；而張繼科達成“大滿貫”的445天里，馬龍正熬過自己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。對勝利的偏執渴望，讓他們始終追逐著對方的背影。

同樣的故事，也在全紅嬋和陳芋汐的身上上演。報道《我的對手，我的天才女友》中有一個細節：為了控制體重，陳芋汐戒掉了愛吃的甜食，而全紅嬋不得不放棄兒時的夢想——開一家小賣鋪，不停吃零食。兩個來自不同家庭的女孩，為了同一個夢想，悄悄共享著一份屬于她們的鈍痛。